看似风平浪静的一年，但是却是帝国走向崩溃的转折点。系统中所有的“Bug”已经积累到了无法通过局部修复来解决的程度。
整个帝国的运行依赖于儒家经典的解释权，而非精确的数字和逻辑，以道德代替法律显然已经无法返回灭亡的大势了。
笔记
但在他冲龄之际，自然也决不会预见到内阁大学士和司礼太监的密切合作，会给今后的朝政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大学士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按规定，张居正应当停职，回原籍守制，以符合“四书”中所说的父母三年之丧这一原则。
但是在不久之后，他就会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在办公时间内，皇帝和他的首辅相去不过一千米。但是这一千米，也是全世界距离最大的一千米。这种距离不在于宫寝和文渊阁之间有重重叠叠的门墙和上上下下的台阶，而在于除了早朝和讲读外，皇帝已极少接见大学士。
例如经过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渊阁公布其原因，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因为本朝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令有时对争执如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
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礼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的道德所节制。
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依赖和谐。
在首辅申时行看来，纵使国步艰难，政府的办事能否收效，仍可以常识判断。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开，他们即会怀疑他对是非善恶可能已经置为度处。信念既失，疑窦即生，他们就很难再尽忠竭力。
上下否鬲，中外睽携。
天下的大道理都可以用常情来度量。即便是最为严格的教条，也承认因情理而发生的例外。
因为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
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一个人仍然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
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
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
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厉行节俭，但是他却不能以身作则，这当然不能不贻人以口实。
首辅的最大贡献，则在于使各种人才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
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
皇帝放弃诚意，使申时行至为不安。然而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自己坚持信心，静待时机的好转。
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论理了，就有私心贪欲。
申时行准备遵旨回到内阁，然而文官们的情绪已经如火如荼，不可遏制，一个接着一个递上了参劾申时行的本章。很明显，申时行无法抵御这些道德上的控诉，他的威信已经扫地以尽，再也无法取得同僚的信任。这种局势一经明朗，他除了辞职以处，别无他途可供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慰留也无济于事。要是再恋栈下去，他就必然成为张居正第二。
也许有一条理由可以作为解释，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
万历要弃长立幼的企图，纵使在法律有可以左右迁就之处，但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却早已不直于纲常伦理。臣僚们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施用可以与圣贤的教导相违，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
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
报复的目的不是在于恢复皇帝的权威而纯系发泄。发泄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冒犯他的人，而是无辜的第三者。积多年之经验，他发现了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极抵抗，即老子所谓的“无为”。
军事机构受文官控制不是没有理由的。边防需要作出全面计划和长久打算，动员的程度则既不可过低也不可高。一般说来，全国的情况有千差万别，不容许中枢凡事过问。因之皇帝的领导多少带有抽象性，应当集中全力鼓舞臣工，而不必在每时每事上加以处处干预。
多年来，这位首辅正是巧妙地利用这种关系，促使皇帝的一举一动接近于文官集团的期望。
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
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教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发，以存体也。
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经过慎重的考虑，阳历 11 月，海瑞向嘉靖递上了著名的奏疏。奏疏中指出，他是一个虚荣、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
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
以个人而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加之在具体处理这些诉讼的时候又过于自信，师心自用，既没有对地方上的情形作过周密的考察，也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更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听取申辩以作出公正的裁决，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
洪武皇帝两百年以前创建本朝，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
但是他和洪武皇帝都没有想到，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载，代代相传，在当日则为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家的没落和贫穷的兴起，其间的盛衰迭代、消替流转乃是常见的现象。
好心的巡抚想要用一时的政治力量去解决财政和经济政策上的问题，无疑是舍本逐末，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一条鞭法有其简明易行的优点，也多少限制了花样百出的舞弊营私。
我们帝国的圣经“四书”就为读书人所必须诵习，而其中亘古不变的观念又通过读书人而渗透于不识字的乡民之中，即幼者必须追随长者，女人必须服务男人，没有知识的人必须听命于有教养的人。帝国的政府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而依赖文化的传统而生存。这也是洪武皇帝强调复古的原因。
他从孔子的训示中深深懂得，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抱有任重道远的决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虽然闲居在贫瘠的乡村，屋子里挂着的立轴上，却仍然是“忠孝”二字。
散文作家海瑞的作品表明，他单纯的思想不是得之于天赋，而是来自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
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作官，海瑞的回答是无非出于侧隐和义愤。
武人在刀剑失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这支新军在建立三十年之后，仍然还是戚继光的个人部队，这自然又和文官集团的平衡原则大相凿枘。在文官们的心目中，戚继光的军队不是社稷的干城而是国家的威胁，加之他又和张居正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必须对他作严厉的弹劾。
十几个单位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难免有个别单位由于意外的情况而不能如额缴纳；而其他单位则并不负有补足缺额的义务，也不见得就有这样的能力。
组织上的低能必然造成装备上的落后。
穷则思变，改革已成为势所必然，而改革的初步，仍在在选择有创造精神的高级将领，他必须在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
一支经常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部队谈不上自尊和自信，必胜的信念有赖于能力和技术，而能力和技术又来自平时的刻苦训练。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
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供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帝国的官僚政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要公然宣布改组军事制度，就等于邀请别人对自己攻击，因此张居正不得不采取这种迂回的方式。
戚继光本人的功业固然值得表彰，同时又加上这些感情的色彩，所以，不论是正式的传记还是非正式的纪事、评论，总是对他备加称颂，有时竟把他描写成一个完人。
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长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
剃发的原因是他的环境已经允许他抛却呆板、拘束的生活，得以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
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别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别毫毛不拨，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心与口违。
我们是否应该让每个人公开承认自己的私心，也就是自己的个人打算，以免口是心非而阴阳淆混。
通常的方式是一家这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
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对于这样背离传统的行为，他的亲族自然不能善罢甘休。但是亲族的压力越大，他的反抗也越强烈。
他接受佛家和道家的哲理，认为至善至美于虚无，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任何信条如果不能在愚夫愚妇面前宣讲明白，则不成其为信条。
印度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
在他看来，一件白的物体的白色乃是因，在观察者的心中产生了白色的感觉才是果。这种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推导出他的“知行合一”说。
按照王畿的学说，一个人理应集中他的意志，放弃或简化物质生活，避免环境的干扰，以达到无善无恶的至高境界。
一代人君如果专注于“文”而使之臻于极致，则已经开了祸乱之基；反之，息乱创业之君，则专注于“质”，只求使百姓免于饥寒而不去顾及是否粗粝。
李挚更为大胆的结构是一个贪官可以为害至小，一个清官却可以危害及大。他尊重海瑞，但是也指出海瑞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对于俞大猷和戚继光，李挚极为倾倒，赞扬说：“此二老者，固嘉、隆间赫赫著闻，而为千百世之人物者也。”
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李挚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则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
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挚要概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宝贵！”
在长时期里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张居正是政治家，李挚是哲学家，他们同样追求自由，有志于改革和创造，又同样为时代所扼止。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报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须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救技术之不及。
1587 年，是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立法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生命的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一国两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将眼光放远，在长久的历史中，找到合作的逻辑，而且今后也只有使两方更为接近，不致越来越远。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