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光长河中寻找平衡

如果把时间拉长，我们在某一时刻的痛苦则就显得那样的无关痛痒。把时间拉长之后，个性的存在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学习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如何以一个健康的心态去看待眼中的这个世界。
很早之前的我体会不到历史的意义，现在慢慢能体会到了。跟作者提到的那句“人类从历史中尝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在历史的浪潮中做个平凡人，但也不能完全放弃挣扎，去学习如何应对这个世界的日新月异，去提前布局。

读书笔记

世界上自以为是的人要远比虚怀若谷的人多得多。
一个觉得历史是少数英雄创造的人，在现实中会屈服于权威，会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于自己的资源不足。反之，一个觉得历史自有其规律，每个个体都在影响历史发展的人，会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自豪。发现问题，特别是大部分人看不到的深层次的问题，才是作家的责任。
乔治·奥威尔说，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
不幸的是，几乎所有人了解历史都不得不依靠那些史书的记载，被误导是很正常的事情。
从古到今，不断有人尝试着彻底抛弃传统，构建一个全新的、完美的世界，其结果就是造成各种现实的灾难。
我认识历史的第二个阶段，是试图寻找历史规律，指导自己行动的阶段。
特别是在做投资之后，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少操作是获得高回报的关键，频繁操作反倒效果不好。
一个人有为、无为、抑或有害，常常是后人根据结果给他贴的标签。很多事，在当时的环境下，换个人可能也会那么做，这话听起来有点绝对，但事实就是如此，这叫作历史的必然性。
对历史的看法，决定了对现实和未来的看法。
一个人看待历史的态度，或者说史观，比总结什么历史规律更为重要。因为一个人看待历史的方法和角度，其实就是他看待现实与未来的方法和角度。
过去的表现不代表未来的表现，但是过去表现不好的投资人或者基金，未来几乎也都做不好。
人类在大约一万年的文明史上，只发生了两件最有意义的事情，一件事是近代的工业革命，另一件事则是远古时期开启文明的农业革命。
我们用什么态度看待历史，决定了我们用什么态度看待今天的社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
人类从历史中尝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今天，但凡做过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一个基本的道理：给看到的现象找一个逻辑上能够自洽的解释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这种解释通常不是造成结果的原因，而找到真正原因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很难的。
国家的武功，是国力扩张自然的结果，并非一二人所能为。
真实的历史往往和大家读到的、理解的相去甚远。
总的来讲，整个中国帝制时期，人均 GDP 最高的时期也不过 600 美元左右，那就是所谓的盛世了。换句话说，那些盛世不过是饿不死人而已，富裕不到哪里去。
就像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所说，这种历史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几何学的出现，让人类能够从基本的假设出发，通过理性推导出新的知识，这样知识就能在之前的基础上做叠加。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出现，让人们懂得了如何系统性地总结知识，验证假设，取得进步。
人类在能够运用理性思考后，在短时间里产生了思想的大爆炸，这件事情发生在轴心时代。轴心时代这个名称来自德国哲学才卡尔·雅斯贝尔斯，他发现在公元前 8 世纪到公元前 3 世纪之间，在北半球从东到西，出现了中国的老子、孔子，印度的佛陀，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犹太民族的耶利米、以赛亚，以及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当我们找到历史的意义之后，才能成为明白的人；在看当下，看未来时，才会明白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目的，即都应该是为建设文明。
古希腊有比较成熟的商业文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高度赞扬了古希腊的商业文明，因为其他早期文明都是以血缘组织起来的部落、氏族和邦国，而希腊是一个例外。
在美国最权威的世界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排行榜上，孔子位列第五，仅次于穆罕默德、牛顿、耶稣和释迦牟尼。
在历史上，苏格兰出了瓦特、贝尔这样的发明家，麦克斯韦这样的科学家，亚当·斯密这样的经济学家，以及哈奇森、大卫·休谟这样的思想家。
美国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段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还要大，还要多。”
今天，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国民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在生活中，也基本平等。
虽然法国大革命试图用暴力的方法实现平等，但最终只是用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出生的不平等而已。当然，这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因为经济上的不平等有可能改变，而出生的不平等无法改变。
财产，而非良知，是自由的基础。
一项技术的进步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来积累经验，换句话说，当时人们获得信息和知识的过程非常漫长，常常要持续几代人。
瓦特是通过科学原理直接改进了蒸汽机，减少甚至摆脱了对经验的依赖。瓦特用他学到的科学理伦，重新设计了一种蒸汽机，他将冷凝器与气缸分离开来，极大地提高了蒸汽机的效率。
瓦特是将科学和技术结合在一起，并且用科学指导技术的第一人，因此他改变了人类发明的方法，这让生产经验变得次要，而科学知识变得主要起来。
在欧洲流行中一种说法，英国是希腊生的蛋，而美国是希腊蛋的蛋。
在牛顿之前，整个世界充满了迷信，人们搞不清楚自然的规律，比如为什么太阳东升西落，为什么水往低处流，于是人们习惯于从神那里寻找问题的答案，这样一来人就成为神的奴隶，匍匐在神的脚下。在牛顿之后，这一切得到了改变。牛顿通过自己在物理学、天文学、数学和光学等诸多领域的重大发现，提示了世界万物运动的规律。
我们今天谈到机械论的时候觉得它有些僵化和落伍，但是在当时它是非常有革命性的，因为它告诉人们可以通过机械运动的规律来解释世界上的各种现象，并且通过机械运动来实现各种发明创造。不仅此后的蒸汽机是机械论的产物，乐器、钟表甚至计算机，都可以通过机械运动来实现。
牛顿的思想和机械论，启发了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包括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等人。
启蒙运动对后世影响更深远的是在理论上对于近代社会的构建，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卢梭和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的代表作《论法的精神》是几乎所有宪政国家政体的理论基础。
14 - 15 世纪的文艺复兴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态度。
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取代了以神为中心的宗教观念。
另一位贡献巨大的改革家是加尔文，他开创了新教中的加尔文宗，而在加尔文宗里又有一个重要的分支——清教徒。早期从欧洲来到北美大陆，并且在后来构建美国的，主要是清教徒。
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清教主义所倡导的节俭生活、勤奋工作和自我约束的道德观念，逐渐发展成资本主义中理性经济劳动和商业的基础。
今天我们所说的企业家精神，最初其实就是清教徒的行为规范。它包括在做人方面要勤奋、诚实、严肃、节约时间，在商业上要追求利润并且恪守商业信用，在组织管理上是提高工作效率。
真正发明并使用铅活字印刷术，并且影响了文明进程的是约翰内斯·谷登堡。
今天的是商业化和契约化的社会，讲究合作与互利共赢。因此，一个人对于一个机构的作用在于他能否为这个机构创造价值。
今天的人生在一个现代社会，就需要用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解决日常遇到的问题。
事实上，在历史自有它的发展规律，任何政权持续的时间一长，管理的成本就会非常高，在经济几乎不增长的农耕文明时代，最终都难免经济崩溃。
当下的快速进步不代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能取得同样的进步。大家之所以能享受当下的幸福生活，是因为上一辈人和当下还生活和工作的人，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做对了事情。因此，要想维持当下的好运气，我们需要继续做对事情。
很多时候，潜藏的问题不会马上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但是一旦它们的影响开始出现，就是不可逆的。但是我们慢慢努力做得更好，日积月累，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1858 年大西洋电缆铺设完成，就旧大陆之间的通信时间从 20 天缩短到了几分钟。
有趣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对未来的看法反而比发达国家的更乐观。
人类丰富的夜间生活，其实是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在此之前，在部分人只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两代人之后，虽然文明程度还在提升，生活还在改善，但不会有太多质的变化。
世界越发展，物质财富的占比就会越低，因为人们消费的物质财富终究是有限的。
生活体验包括工作的舒心程度、身体的健康程度、自身兴趣的满足程度等。
时代改变了，生活改变了，人们对财富的看法也会改变。
到了近代，金融业发展起来之后，财富的概念就被扩展了。一个经济单位，包括一个人的赢利能力也成了财富。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技术的进步就远落后于金融创新的速度，很多匪夷所思的东西都可以作价，甚至可以在一段时间里赚钱。
“共识”这两个字是大大值钱的，甚至超过对一个企业未来的预期，更远远超过房地产、现金和珠宝。
如果只利用企业的价值进行投资，你会失去很多挣钱的机会，因为投资狂徒们的共识是推高资产价值的巨大动力。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你需要利用它。
比如东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全范围的财富提升主要靠的不是企业和利润，也是股票或者债券的收益，而是房地产的增值。
在未来，国家将不再重要。在这些人中，埃隆·马斯克和乔布斯的继承人蒂姆·库克，以及“科技预言家”凯文凯利是代表人物。
真正善于投资的人，是以达到这个目标为目的的。以美元或者任何货币衡量自己资产总值的人，都不能算是真正善于投资的。因此善于投资的人会做两件事。第一，他们会定期调整不同资产在财富篮子里的配比，以提高自己资产的占比。第二，他们不会忽略那些看似荒唐的资产，包括建立在信仰和共识基础上的“空中楼阁”。
“空中楼阁”是詹姆斯·麦吉尔提法，他不赞同单纯的价值投资——这是巴菲特所倡导的，他认为那些“空中楼阁”不容忽视。
对个人而言，财富是两个维度变量的乘积：一个是时间，另一个是每个人的能力和能够调动资源的数量。
有人说这些钱打了水漂了，其实财富和物质一样是不灭的，这 1 个亿会养活很多的人，很多人因此有了工作，其中有的人成长起来，可能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只有具有了驾驭那些财富的能力，财富才会变得有意义。
中国自宋以来，南方和北方的人口大致相当，但是从受教育的结果来看相差甚远，这不得不说，经济发展决定了教育的结果。
中国人今天如此重视教育，不是传统，而是现实的需要。事实上，世界各国在全社会范围最重视教育的阶段，都是在其工业革命的初期。
日本早在德川幕府时期就普及了识字教育，但是仅此而已。但是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部分工业化，识字教育就不能满足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了，于是以京东大学为代表的国立大学和以应庆义塾大学为代表的私立大学才建立起来。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角度来看，重视教育这件事是工业革命或者说近代化的产物。一个是因为工业革命后，有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相对富裕的阶层，让他们有可能支付得起高额的教育费用。二是有了很多需要高学历才能获得的高收入工作，让那些家庭有动力给孩子的教育投资。
当一个国家全民开始重视教育时，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一定是不够的，于是就有了教育资源不平等的现象。
事实上，任何创新都是叛逆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在硅谷地区“叛徒”是一个褒义词，因为硅谷就是诺伊斯、摩尔等“八叛徒”创立的。世界上任何未解决的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总在寻找标准答案的结果自然不会有突破、不会有创新。
如果中国也采用这种做法，不是提高了后进地区的教育水平，而是抵制了先进地区的教育发展，站在国家的层面，一定会让平均水平变得更低。
法国看似是一个最公平的国家，但实际上人的命运在 20 岁的那次考试中就决定了。
杜波依斯是哈佛大学第一位黑人博士，他写了一本书《黑水：面纱里的声音》（Darkwater: Voices from Within the Veil)，回答了有关教育目的和社会公平的问题。他指出了很多人对教育的误解。第一：以为人的幸福感源自于自己能拥有他人所没有的东西；第二，觉得教育要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同样的、最大限度的自由；第三，觉得既然制度不合理的地方，就应该把这个制度推翻。他同样给出了三个建议，第一：所有人都需要明白，教育的平等来自整个社会的平等，特别是社会分工的平等；第二：孩子必须接受教育，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上存在什么，世界是如何动作的；第三：我们必须谨记，一切教育的对象都是孩子本身，而非成绩。
每个人都应该理解，不同的分工不意味着人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恰恰是告诉我们，从事不同工作的人，在维护社会运行的发展上都是有贡献的，都是平等的。
我们应该搞明白，学生究竟要在学校里面学什么。第一，理解世界，包括在知识上和逻辑上理解世界；第二，要学会运用知识，而不是单纯学习纸面上的知识；第三，教育的作用在于，要搭建起我们和人类思想之间的桥梁，而不是离开了学校，就不再学习了。
在今天的体制下，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所能做的都是超越学校、成绩和学位这些表面的东西，回到教育对人的社会意义和职业发展上来。
一方面，教育的不平等背后其实是职业的不平等，在后一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时，无论采用什么人才选拔制度，无论如何分配教育资源，都有人会觉得不平等。
要做想到教育的公平，每个人都有义务建立一起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那就是工业是为人类服务的，而非人服务于工业；工作是让人受益的，而非人为了工作而牺牲自己；教育是为了社会进步的，而不是因为社会进步了需要需要内卷。总之，只有当我们尊重所有的职业时，对于教育的焦虑才会消除。
阿甘看似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但他始终坚守宗教和道德的规范。
在历史上，信仰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为宗教的冲突和彼此的不宽度。
在历史上，被基督徒杀掉的基督教徒，要比被穆斯林杀掉的多得多。
近代以来的宗教冲突依然非常严重，只是诉诸战争的情况少了，除了少量的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人们的宗教信仰淡化了，宗教所造成的分歧被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价值观的分歧所取代了。
当世界因为不同信仰冲突不断的时候，总有人希望建立起一个大家在信仰上能够相互包容的世外桃源，这种想法在小范围内或者短时间内确实能够实现的。
信仰的冲突从来不曾在世界范围内消失，只是有因为其他矛盾变得次要了而已。
要想通过同化和融合的方式让一种文明消失近乎不可能，至少不是在几年到几十年间能够做到的。
文明的冲突在所难免。特别是亨廷顿早在 1996 年就指出，所有这些历史和现代因素结合在一起，将导致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血腥冲突。
人类普遍认知只有目前这么高的前提下，几乎所有的文明冲突都难以避免。
在美国的历史上，凡是试图大步前进，凡是试图建设“伟大的社会”，结果都是导致混乱。
在大航海之后，一个文明的兴衰会影响到万里之外的另一个文明。
统一市场既是工业化的结果，也是工业化的需求。
由于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相应的历史和文化，消除一种语言就意味着对相应文化的否定，这在倡导多元文化的今天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
拜登政府的做法比特朗普政府的做法高明之处在于，它基本上维持了全球化的格局，但是限制了高精尖技术的出口。
在欧洲的三重依赖中，提高军费是最容易的事情；寻找新的能源来源也相对容易，因为全世界能源市场供大于求；但是，建立一条平行的供应链则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
纵观人类的文明史，文明之间的交流增长速度和文明本身的发展是同步的。在大航海时代之后，贸易的增长更是快于经济本身的增长。
中国第一个严格确立边界的条约是中俄《尼布楚条约》，它将中国东北方边界和俄国东部边界分得清清楚楚。
国界的出现让国家内部变得安全，也让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在历史上有很多次，当人类走得太快，思想和行为太激进时，就会带来灾难。
一个国家当失去关税主导权时，也就失去了部分主权。
一方面，当一个经济体长期处于贸易逆差时，其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必然会抬头；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今天已经无法离开其他国家而独自发展经济了。
很多人觉得当下的社会和自己小时候完全不一样，年轻人无法再过老年人过去的生活了，这就是因为人与人的关系从血亲关系过渡到合作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从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过渡到契约关系。
解决社会问题，是以承认人的这些弱点为前提的。解决社会问题不可能靠把现有制度推倒重来，而是要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
1903 年，乐观的理想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的序言中这样描述绝大多数人日常的生活：“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之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寂静中展开的斗争。贫穷、日常的烦虑、沉重与愚蠢的劳作，压在他们身上，无益地消耗着他们的精力……
同时代的著名作家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一书中也说，在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
孟郊虽然一日看尽长安花，但他也就看了那一天的，第二的生活照旧。
当一个人的认知没有提升时，即使有了机会和运气，最后也会走回原来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不要高估了近期的变化而低估了长期的演变。
巴尔的摩受益于在它所在的马里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马里兰州是美国家庭平均收入最高的州，同时也是受教育程度第二高的州。
时间，加上看似极为缓慢，甚至觉察不到的变化，会彻底改变一个社会。
几年前，媒体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我努力了十年，才获得和你一同喝咖啡的机会。“
一个社会要想进步其实很容易，只要做对一些事情，假以时日就能实现；同样的道理，一个人要脱胎换骨也很容易，做对一些事情，假以时日就一定能办到。
对一个社会来讲，解决任何需要时间的问题，靠得住的其实常常不是哪个政治家，而能够赢利的商业。
人类在生理上天生就有一个”缺陷“，就是喜欢即时的反馈和鼓励，不喜欢等待。但是在自然界，要想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又必须长期等待。
正是因为很多人迷信所谓历史的巨变、人生的转折，才把原来非常广阔的道路留给了极少数长期主义者。
一个人往往不会因为遇到一件事就彻底改变人生路径。
笛卡尔被认为是哲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因为他将哲学的发展从本体论转向了方法论。在笛卡尔之前，轴心时代的哲学家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就是本体论。
笛卡儿更关心的是人是如何获得知识、认识世界的。具体来讲，他强调理性的作用，他认为人类的理性可以创造出各种新知，比如只要运用逻辑，就能从几个最简单的公理推导出整个逻辑学的知识体系。
培根认为，人的知识来自经验，并且为了获得新的知识，不仅要对经验进行总结，而且还要主动做实验。
18 世纪中后期，法国开始了启蒙运动，出现了伏尔泰、卢梭的孟德斯鸠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这些人都是知识精英，要么是贵族，比如孟德斯鸠；要么是出生于富商或者官员家庭，比如伏尔泰和达朗贝尔；卢梭和狄德罗虽然是平民，但是前者长期是贵妇人华伦夫人的情人，后者后来成为蓬岶杜夫人沙龙的常客，生活也很富有。
按照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设想，人类建立一个完全平等、自由和博爱的社会，政府将按照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契约建立，权力将通过分权的做法得到制约，暴君和独裁将不再存在，法律将维护人的自由并且限制人们滥用权力。
大家可能会奇怪，伯克作为英国人，为什么要站在美洲殖民地的立场上说话，这是因为他认为维护人的一些基本权力比维护英国政府更重要。在后来的美国独立战争中，伯克甚至支持美国独立的运动。
亚当·斯密曾说过：“伯克就我所知是唯一一个与我相识之前便已经与我有完全相同的经济思想的人。”
极端自由主义思想的问题在于，它不承认差异，并且通过政治正确制造了一个无差异的假象。
人类思想进步的时间只占到文明史中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时间是停滞的，有时还是退步的。
美国社会将赚取金钱视为一种最主要的道德，结果几乎所有人都抱持勤劳工作和超越他人的理想，也都获得了支撑社会地位的财富。
托克维尔认为，拥有财产是美国民主制度在经济上能够成立的基石。
一个人的利益也是所有人的利益，忽视一个人就是对所有人的忽视；暂停一个人的股息，也意味着停掉另一个人的薪水。
我们要广泛地、坚定地、深刻地相信人民，相信人民渴望做正确之事……国家才会长存。——柯立芝。
财产，而非良知，是自由的基础。
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是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必须要做，而且要做好的事情，否则我们就会浸泡在毒素中，在不满和抱怨中试过一生。
一位斯坦福大学医院的教授讲，个体的生命除了通过生育传承基因毫无意义，因此他认为不要刻意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就好。
无论是医学专家还是社会学家，都觉得个体只有被放到群体中考察，生命的意义才能得到体现。
站在特种的角度看，它会看轻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而确保基因的传承。
我非常赞同松下幸之助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企业的产品因粗劣或不符合大众的需求而毫无利润而言，那样即浪费了社会财富，又亏了自己，难道不是一种罪恶吗？
人生是一条河，它的影响力取决于三个维度的因素：影响的广度、深度和影响时间的长度。
当一个人时刻想到，他生活的每一天都要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有意义、有价值，那么他的生活将永远会是充盈的。
但凡一个具有充足流动性的市场，资产的价格和它的价值就是一致的，因此不存在别人看不见、你看到的机会。
股价是靠共识维持的，换句话说，共识不再了，其价值也就不再了。
其实世界上任何人、任何组织，包括球队，都没有那么重要，放弃它们，世界照样运转，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把资源和专注度放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贪多不仅事情做不好，还会把身体搞坏了。
有位企业家问：“在人工智能发达、交易技术先进的今天，你的投资策略还有用吗？”巴菲特回答是：“还有用，因为有件事情一直没变，那就是人性的本质，即贪婪。”
我们自己要做的一个理性的人、善良的人，要约束自己的不良想法，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和我们不一样，不要对他们有太高的估计。
非零和博弈问题的均衡点是双方互不信任，它也被称为纳什均衡点，因为这个问题最初是由纳什解决的。
一个能够彼此信任的社会，运行的成本会低得多。但是，当一个社会还不具备彼此信任、能够双赢的时候，却要天真地以为大家都是可以信任的人，一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把不能够信任的人从联系方式中删掉，这样就不需要再在提防中生活了。
人不需要刻意表现得无私，相反，只要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人，像对待自己的环境一样对待周围的环境，各种不文明现象、不文明行为就会减少。
这个世界不需要我们改变，我们只要恪尽职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变更更好，不拖累这个世界，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贡献了。
“白左”强调政府正确性，只关心大而空、无法落实的事，而不是以现实的方式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溺爱的得越过分，弱势方越会认为这种溺爱方式的照顾是理所应当，然后索要更多的利益。
现实情况是，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可怜人需要大家同情，有些时候对人过分的同情反而是一种侮辱，因为这是把自己放在了高高的位置上去俯视他人。
究其本质大部分人思维和心态和改变其实跟不上社会前进步伐，以至于想管人、爱管闲事的习惯改不掉。今天，对于维护社会公德的闲事当然应当管，而且要多管，但除此之外，给予他人最大的自由，让他人自己选择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对他人最大的善意。
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最重要的是宽容。
未来的世界，将会是一个现实与虚拟环境高度整合的世界，甚至有时候分不清我们是生活在现实世界还是在虚拟世界中。
从整个人类的发展来看，个人生命的无限延长只会让人类的发展停滞。因此，即便是在未来，个体存在的意义也依然是对文明的贡献，而非无限的生命。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服务业的 GDP 占比也就越高。
从 19 世纪初开始，植物营养学家的奠基人冯·李比希发现了氮、磷、钾等元素对植物生长的作用，并出版了《农业化学基础》一书，人们才逐渐搞清楚植物生长和氮肥的关系。
在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主要靠需求驱动，换句话说，没有需求，就没有发展，而一旦有了需求，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生产能力就能满足需求。
早在 1957 年，半导体的发明人罗伯特·诺伊斯在寻找投资创立仙童公司就指出，未来的电子产品，原材料就是沙子和铜线，制造成本极低，值钱的是知道如何将沙子和铜钱变成半导体元器件的工艺，也就是技术。
在开始制造手机之前为了保护技术而申请专利的工作，之后为了促销而制作和传播广告的工作，都属于服务业的范畴。
对普通人来讲，在衣食问题解决之后，把钱用来看球、听音乐会，享受到了，那钱才算是自己的，人的生活也才会因此变得丰满。
1990 年日本陷入衰落后，为了提拔经济，修建了很多这种没有用的道路，但是多一条无人走的道路放在哪里，对增加人们的经济活动没有任何帮助；相反，由于维护道路需要钱，原本可以用来做更重要事情的资金就被浪费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把所有不直接生产实物的产业都称为虚拟经济也没错，而未来的社会，虚拟经济将远远超过实体经济。
在经济的实体部分占比越来越低、虚拟部分占比越来越高之后，我们的资产和财富大部分也将是虚拟的。
不同国家的公司给出的答案不一样。欧美的公司承认数据是用户的，它们只是托管；中国的公司则认为数据是它们的，或者它们至少拥有部分所有权以及无条件使用的权力，因为它们提供了服务。
数据能够创造价值，那么它们的自身就有价值。
对于个人，虽然实物的资产很重要，但是绝不要忽视了保护自己的数字资产。
卢梭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总是在仅获得了少量数据的情况下，就能准确地找出问题的原因。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给出了人类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即私有制或者财产的不平等导致了人类的不平等，而在远古时代，由于没有太多的私有财产，也就不可能不平等。
数据一定能赢利，关键是要把虚拟世界的经济环境构建好。
数据信托是由数据的所有者也就是用户设定好，设定之后，用户所有的数据就放到了信托中
埃里克·施密特博士在总结代表了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时讲：“比特币是一项非凡的密码学成就，它创造出的在数字世界中不可复制东西的能力具有巨大的价值。”
区块链在本质是一个电子账本，它的每一次传输和使用都能被记录下来，因此跟踪起来易如反掌。
总结一下，银行滥发钞票、随意贷款的问题，是靠技术手段和法律手段结合起来解决的。
数据作为一种资产如何继承是一个很重要且不能回避的问题。
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谁也无法准确预言，但我相信有一件事情是必须产生，而且正在发生的，那就是虚拟世界的重要性日益显著，而围绕这个目的重构经济也势在必行。
用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材料学专家崔屹的话讲，在这个领域没有摩尔定律。目前，日常使用最多的电池是锂电池，近年来由于需求增加，锂矿的价格飙升，电池的成本不降反升，锂电池中另外几种大量使用的金属镍、钴、锰，在地球上的储量并不丰富，而且只有很少的国家有这些矿藏。
人类要想长期可挂线发展，就要牺牲一些眼前利益和发展速度，为改善地球的生态投资。
未来的社会大概率会变得更好，但不排除会变得更坏，甚至有走向毁灭的可能性。
只有不断探索知识，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对人类而讲，最重要的是输出文明，而不是肉身移民。
强核力能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把质子聚拢到一起形成各种元素的原子核。质子都带有正电，照理讲应该相斥，但强核力的存在将它们聚拢到一起，形成了各种元素的原子核。
不要因为自己建不成金字塔，就觉得古埃及也建不成，当年古埃及的文明水平比大家想象的要高。
不可能是单体生命特别长而文明进步特别快的情况出现。
对于外星文明和我们的关系，里斯教授的态度是，它们的存在与不存在和我们无关。即便我们最终能感受到外星文明的存在，也看不到实物外星人。我非常赞同里斯教授的观点。如果存在比我们高级得多的外星人，它们是雾、是风、是幻，总之不是我们的样子。
很多人以自己的阴暗心理揣测别人，心中有魔鬼，看到的皆是魔鬼。
的确，个体活得太长不是好事情，因为他一直霸占着某些宝贵的资源，而且也正是因为活得太长，所以失去了繁衍后代的动力。
死亡是一个人对社会的最后一次贡献。
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最终将体现在他们在永恒的虚拟世界中的价值。
苏格拉底在临终前告诫身边的弟子，灵魂是不死的，因此在活着的时候，要关爱自己的灵魂，不要做坏事。
对保守主义的坚守，是人类在近代能够不断进步、很少出现古代那种巨变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