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薄薄的一本书，但是我竟然断断续续从 25 年看到了 26 年。究其原因，我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与经济相关的书籍，这本书还是当时湊单购买的。所以这本与经济相关的书籍，阅读起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却正因为不轻松，带来的更深的冲击感。
读到第一章的时候，我就意识到问题了，“工作伦理”，这个名词我真是第一次听说，因为好多意识中的东西，竟然不是天生就有，而是被资本灌输到我的大脑之中。
都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但你所看见的，也往往只是别人希望你看见的。在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我几乎不再看什么新闻和热点。因为这些东西恰恰是统治者和资本家想要控制普通人的一个最简单的手段，而且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即使尽可能的远离这些内容，依然也很难逃脱。就如作者提到的消费主义，因为我们的周围几乎都是各种炫耀，真得很难不被影响。从而掉入了消费主义陷阱，并误以为是自己的选择。
消费主义对我影响倒还好，因为追求“简单”，好多的消费主义陷阱，终将会因为我追求简单的目标而失效。但是依然要注意，这个陷阱永远都会尝试以更猛烈的方式进攻，在我不注意间又消耗没有必要的支出。
书中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关于“少数族群”在获得一定的成功后，反而集体反对或者拒绝这种“照顾”。因为他们认为所获得的成功均源于自己的努力，而非外部帮助，因此推断其他成员也可以在不依靠外部的情况下成功。这像极了，如今的七零八零后几乎掌握了大量的财富，却告诉九零后以及后来的人，你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成功。改革开放初期，南下打拼成功的概率，与当今的毕业生去一线城市发展的难度，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也要以以更广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
我看到作者对于“穷人”的理解与关怀。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一方面将人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另一方面又将个体行为上升到群体属性，将少数人的问题归因于整个群体，从而制造恐惧与对立。在这种叙事之下，社会更容易为自身的冷漠寻找正当的理由，进而在道德层面获得解脱。最终，被边缘化的底层群体，只能“社会性自杀”。
所有的创造性都是创造性的破坏。而社会的发展，减少的岗位一直是远多于带来的新岗位，这也是导致了“穷人”的重要原因。他们不是因为自己不努力，而是“经济为王”的牺牲品。
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无法预测。我只能居安思危，时刻强壮自己，避免成为“失业”者，更不能成为作者笔下“多余的人”。
读书笔记
工作论理本质上是一条戒律，它有两个外显的前提和两个内隐的假定。第一个前提是：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为获取回报。第二个前提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道义上来说愚蠢又有害。内隐的一个假定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可以通过出售工作能力获取相应收益，用以维持生活。另外一个内隐的假定是：只有公认的有价值的工作——那些可以要求薪水回报的，可以用于交易的——才会被工作论理认同。
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
每当有人谈论论理，你都应当意识到一定有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行为方式不满，并希望他们有所改进。
这场道德改革运动意图在工厂内部，在工厂所有者掌控的纪律之下，重塑全心投入、具有奉献精神的工作态度，以及艺术级的工作表现。然而，这些追求，是过去的工匠在自己掌控工作时，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曾抱怨：”我们徒劳地在工人阶层中寻找自尊，这会驱动他们选择在优秀的工作回报高薪，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单方面的善意被报以竭尽所能的偷懒。“
在过去，人们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意义。
解决方案是机械地训练工人，让他们习惯于不假思索的盲从，并且剥夺他们完善工作的自豪感。
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说，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这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
就目的而言，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的另一个目的，是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来，把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实的、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开来。这最终将形成一个新时代的悖论：“为增长而增长”。
工人参加暴动是因为他们“被教导只行动，不思考”。
上层阶级希望劳动者只具有奴隶的价值。
我们平时赞赏的人类美德，到了奴隶身上就成了罪恶。
一旦传统的束缚被打破，随着人们创造力的发展和对自然的掌控，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一个美好的、神奇的、丰富的世界。
凝聚了人类智慧的辉煌世界领路人（那些机器的设计者和使用机器的先驱）坚定认为，只有发明家的创造性思维才能引领人类世界的进步。
工作论理是意义深远的道德教育议程中的关键项目之一，它为思想者和行动者设定的任务，构成了后来现代化的拥趸所谓的“文明化进程”之核心。
正如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se）总结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出，工作伦理是对“这些普通工人的传统主义”进行攻击，他们“依据一种固化的物质需要想象做事，这导致他们倾向于懒散，放弃通过更努力、更长时间的工作来增加收入”。传统主义“受到了诋毁”。
对现代性美丽新世界的开拓者来说，“传统”是个肮脏的词。它代表了工作伦理所反对的、道德上可耻的、应该被谴责的那种倾向：满足于当下和已经拥有的东西，不愿意付出任何额外的努力去获取更好的生活（事实上，是屈服于一个粗暴、残酷、令人厌恶、不可思议的外部制度）。
工作伦理主张：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道德优越性。
一旦有了比较，工厂中微薄的工资和无趣繁重的苦役，似乎也没那么不能接受，甚至令人向往。
简而言之，所有这些人都必须被剪除各种各样的习惯和爱好，以适应相同的行为标准。
事实上，若真的希望工人道德完善，就必须扩大其自由的边界——这才是道德能够生长并最终开花结果的唯一土壤。
勤奋工作被赞颂为令人振奋的体验——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升华，只有通过全心全意为社会福祉提供服务才能实现。
在一个擅长分类且喜欢分类的社会里，工作类型是一种关键的、决定性的分类，是所有其他社会生活的锚点。它将人们分类，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尊重自己的上级，让下级服从自己。
职业生涯标记了人生的旅程，是回溯人生成败最重要的记录，是自信与彷徨、自满与自责、骄傲与耻辱的主要源头。
工厂生产花样繁多的商品，除此之外，它们也生产顺从于现代国家的公民。
资本的活跃和就业的增长是政治的主要议题。衡量政策成败的主要指标是：资本的雇佣能力和民众对生产过程的参与程度。
工作是获得更多财富，从而更加独立的手段，是摆脱令人厌恶的必须为他人工作这种境遇的手段。
美国梦劝告人们，所有工厂里遭受的苦难只是暂时的烦恼，屈从老板的虚妄只是成为老板的必经这路。
曾经依靠首先承诺及抬高工作的道德意义来确保的工作投入，现在需要找到新的出路。
任何承诺、任何忠诚的誓言，都应该有一个附加的有效期。契约的有效期、既定的时效是最关键的，比契约本身更重要，它不应该超过满足欲望的消费所花费的时间（或欲望消退的时间）。
事实上，越是陌生的需求越具吸引力，能获取的未知生活体验会带来大量的乐趣。
“欲望不求被满足。恰恰相反，欲望永无止境”。—— 马克·C.泰勒（Mark C. Taylor）和埃萨·萨里宁（Esa Saarinen）
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
他们的生活从吸引到吸引，从诱惑到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寻找寻找另一个诱饵，每一个新的吸引、诱惑和诱饵都不尽相同，似乎从之前的更加诱人。
本来是市场选择了他们，并把他们培养成消费者，剥夺了他们不受诱惑的自由，但每次来到市场，消费者都觉得自己掌控一切。
寻求自我认同，获取社会地位，以他人认为有意义的方式生活，这些都需要日复一日地到访消费市场。
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才能再拥有其他特别的身份。
“经济增长”是衡量现代社会是否正常有序运行的首要标准。
消费取代了工作，把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链接在一起。
今天流行的口号是“灵活”，这个越来越时髦的概念代表的是一场几乎没有任何规则的雇佣和解雇游戏，而且在游戏进行时，单方面就可以随时更改规则。
正如里卡多·佩雷拉（Ricardo Petrella）所言，目前的全球趋势是“通过大幅减少产品的服务的寿命，以及提供不稳定的工作（临时的、灵活的，兼职的工作），将经济导向短周期和不确定的生产”。
文化潮流前赴后继地涌进浮华的公众市场，又迅速过时，变成荒唐滑稽的老古董，衰败的速度比获取注意的速度更快。
对社会身份的渴望和恐惧，社会身份唤起的吸引和排斥，混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持久、矛盾、困惑的复杂心态。
任何规范的唯一目的，都是利用人们自由选择的能动性来限制或完全消除选择自由：除规范所倡导的选项外，人们别无其他选择。
履行消费者的责任意味着更多地做选择，无论这最终是否带来更多的消费。
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成员（消费者）绘制生活理想的框架，为他们定义了自我改善的方向，以及“美好生活”的图景。
消费者社会不会轻易呼吁延迟满足。这是一个信用卡社会，而非存折社会。消费者社会“活在当下”，物欲横流，没有耐心等候。
如果说生产者社会的柏拉图式的，追求牢不可破的规则和事物的终极模式，那么消费者社会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务实、灵活，遵循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原则。
消费者社会也是咨询和广告的天堂，是预言家、算命先生、贩卖魔法药水的商人和点金术的沃土。
评判世间万物的标准是激发人们感受和体验的能力——唤起欲望的能力，这是消费生活中最愉悦的阶段，比欲望得到满足更令人陶醉。
最常用的地图是美学的，而不是认知的或道德的。
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没有价值。
为了让那些已经皈依消费主义的人去从事那些经不起美学考验的工作岗位，必须人为地重新创造一种没有选择、迫不得已、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奋斗的处境。只有这一次，不会再扯上什么崇高的道德救赎。
道德说教或许可以在短期获得成功，但长远来看都会适得其反，因为这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偏离真正的使命——身为消费者的追求。
它使人们相信，上层人士热情追求、自愿选择、珍惜且拥护的“灵活性”，对其他人也一定是一种无上的祝福，哪怕这种“灵活性”最终带来的与其说是选择的自由和自主的权力，不如说是安全感的丧失、被迫背井离乡的前途未卜。
艾曼纽利指出，“让穷人的孩子出发流浪是他们的‘启蒙之旅’，让他们能够‘找到自我’”，没有什么想法比这种理念更加错误了。“启蒙之旅”绝不是这种漫无目的、毫无前途的游荡，“没有什么比这更有破坏性”。
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和西伯姆·朗特里（Seebohm Rovwntree）等人认为，“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也存在贫困，因此贫困现象不能用工作论理的传播不充分来解释”。
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
失业者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令人满意的或有价值的方式安排时间。
消费市场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不会因为“尝试过所有的东西”，而绝望或沮丧，从而推动生活的乐趣。
在欲望被安抚之前激发新的欲望，在因占有而感到厌倦、烦躁之前替换新的猎物。永远不出现厌倦——这才是消费者的生活准则，也是切实可行的准则，触手可及的目标。
欲望是免费的，但实现欲望，进而体验实现欲望的愉悦状态，需要资源。
西布鲁指出，“穷人与富人并非存于相互独立的文化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同一世界里，而这个世界是为有钱人的利益设计的。穷人的贫困不但因经济而加剧，也因经济衰退和停滞而加剧”。
实现个人价值的自由需要免于匮乏，免于失业，也免于对匮乏和失业的恐惧。
只有当社会服务面向整个社会，惠及所有民众时，才能“像战争期间那样促进社会融合和团体意识”。
福利国家的持久存在曾用它缔造与维持和平的能力来解释：它更能确保工人接受资本家设定的规则，且代价更低——相对于依靠强制措施的工作伦理而言。
伴随着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迅速下降，以及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自由，投资福利供应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以更少的代价就能获得等价甚至更好的效果。
这个星球上，部分地区已经充满老于世故的消费者，但也还存在广袤的处女地，那里存在不需要激发消费欲望就能获得的顺从劳动力，那里的人为了维持生计而卑微地工作。但是，在本地市场，你需要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的欲望，并保持雇员工资增长，以确保这些欲望能够变成普遍切实的需求。
对“劳动力再商品化”的投资已经没有任何收益，一旦被要求承担社会福利成本，优秀的商人就会利用新获得的全球化自由，把他们的资金和企业带到国外，带到那些索求更少的地方。
对福利国家的态度长期具有大众意识，但是在近半个世纪，这个共识从普遍支持走向普遍反对。
他们（中层选民）认为，相对于质量低劣的国家保险而言，能够负担的私人保险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福利。这种新的态度与其说自信，不如说是一种清醒的反思：相比依靠自己不可避免带来的风险，其他可选方案似乎更糟糕。
有趣的是，国家保障体系的恶化也降低了私人保险服务的质量，降低了人民普遍的期望水平。
一个“被自由选择”的物品能使其主人变得与众不同，而“被分配”的物品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
“平权法案”的存在，使很多“业已成功”的非裔遭受轻视和贬低。如果没有人能找到理由质疑他们的成就名不副实，认为那只是一种恩赐，而非自觉努力、个人天赋、勤奋工作和正确抉择的产物，他们当然会更加欣慰。
这些受益者们不愿承认，他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勤奋，而是因为得到了帮助。这是他们争取尊严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们大声又明确地宣布，如果他们“做到了”，那么其他人也能做到，如果有人做不到，一定是因为他/她不够努力。毕竟，这意味着，他们取得的所有成功完全源于自己的努力。
最先获益的人最先宣布它一无是处，抱怨它给受益者带来的不公平的、有辱人格的心理阴影。
福利国家和非福利国家的社会成本都很高，但介于两者之间的转型阶段的社会成本却可以被无知或虚伪地描绘为很小。或许很小，但这只是暂时的。——马丁·伍拉科特
工作仍然是生存的源泉，但不是生命意义的源泉，当然也不是培育人与人之间纽带的温室，它不足以支撑和维持道德信念和道德实践。
曾经由专业能力带来的自豪感，现在可以从（以任何的价格）购买精美商品中获得——在迷宫般的大型购物中心发现最好的“店铺”，发现推车上最好的衣服或货架上最好的商品。
无论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数字多么振奋人心，工作岗位仍在持续流失，徒劳寻找工作或因绝望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持续增加。
失业不再是一种暂时的烦恼，到了某个时候就会自然消失。“失业者”虽然暂时没有工作，但一旦环境好转，他们就有望回到生产者的行列，一切也将回到正轨。“过剩”的人则不同，他们是多余的、编外的、不被需求。
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正是为达到“经济健康”标准所做的努力，严重阻碍了能够真正提升就业水平的有效措施——创造就业机会。
“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升，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技术进步是以劳动力的替代和淘汰为标准的。
工作伦理虽然不再是减少贫困的手段，却能帮助调和社会众生和永恒存在的穷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安宁平和。
应该不是巧合，当底层阶级进入人们视线的时候冷战正好趋于停止，冷战制造恐怖的力量迅速消散。
有人倾向于认为，即使不存在底层阶级，它也会被创造出来。事实上，它确实恰到好处地出现了。
社会上并非不存在乞丐、吸毒者和未婚母亲——每当有人质疑底层社会的存在，这些“可怜又可恶”的人总是被例举出来。然而，他们在社会中的存在丝毫不足以证明底层社会的存在。把他们归为一类是一种分类决策，而非依据事实的裁决。把他们混为一体，指责他们是无用的，会给社会的其他部分带来可怕的危险，这是一种价值而非真实叙述。
在缪尔达尔看来，底层社会的成员选择是被驱逐的受害者，他们在社会中新的定位并非因为自己选择了退出，而是经济逻辑的产物，受害者对之无法控制或施以影响。
如果有穷人能够“在社会许可的界限内生活”，那么堕入底层阶级一定是因为贫穷之外的原因。这些归因于心理或行为上的疾病，在贫困时这些疾病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发作，但贫困并非决定性因素。
从我对底层这社会和穷人的报道中，我深刻认识到，把他们统一是理解他们的敌人。笼统地概括”底层阶级“……或”受害者“……或贫穷”几乎被消灭“——或说政府是问题所在，都是危险的。从 3 万英尺的高空俯视，所有人都和蚂蚁无异。—— 奥莱塔
随着劳动力迅速变成提高生产力的障碍，工作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这次是作为另一种有效手段：洗涤社会中正常人的双手和良知，帮他们从抛弃同胞致使同胞永久失业的罪恶中摆脱出来。在对穷人的道德进行谴责的同时，对非穷人的道德实施赦免，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达到双手和良心的洁净。
美国人对底层阶段真正的不满意在于，这些人的梦想，他们渴望的生活模式居然和自己如此相似。
市场诱惑，既是伟大的均衡器，也是伟大的分化器。为了取得效果，消费的诱惑、消费更多的理念必须传达到每一个角落，不加区别地传达给每一个愿意聆听的人。
终点线和参赛者一起进行，人们力图到达的目标永远领先一步之遥。记录被不断打破，人的欲求似乎永无止境。
美国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需要对底层阶段进行恐吓，以驱逐自己内心的恐惧。
大规模慈善的景象使日常的镇静和道德的冷漠更容易忍受。最终，它们强化了在道德世界放逐穷人的信念。
”贫穷=饥饿“，这则等式掩盖了贫穷的复杂性：”令人恐怖的生存和居住条件、疾病、文盲、敌视、支离破碎的家庭、衰弱的社会关系、没有未来、没有生产能力“。
一个人造的咎由自取的景像沉淀公众意识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贫民街区“和”危险区域“的形象，一个夸张演绎的黑社会，一个没有道德、无法救赎的低等人的世界。把他们从自己酿造的苦酒中拯救出来只能短暂有效，长期来看则注定失败，所有抛出的救命索必然纠缠在一起，形成死结。
一说到我们（富人们）对世界上穷人的持续痛苦负有集体责任，经济计算就会占据上风，自由贸易规则、竞争力和生产力取代了道德准则。经济发言的时候，道德最好保持沉默。
现代化被视为一种工具，一种用来实现理性社会这个终极目标的工具。
当需要治疗的病症很大程度上是医源性的，即病症是治疗本身的副产品，当重组的对象大多数是过去重组的产物，是过去破坏性喧嚣的恶报时，幻觉就不再能够维系。
除了装睡的人，大家都清楚，所有的创造性都是创造性的破坏。
有效可行的商业被破坏和弃置，有能力的员工被解雇而非获得奖励，只因为组织必须向市场证明它有能力改变。
正如查尔斯·达尔文对欧洲主导的”蛮荒开化“这个传奇进程的总结，”欧洲人走到哪里，死神就降临哪里“。
每种秩序都会丢弃现存人口中”不协调“”不合适“或”不受欢迎“的部分。经济发展不可能不破坏和废弃之前行之有效的谋生方式，必定会剥夺一些从业者的生计。
没有足够的就业，也没有足够的福利保障，全球人口过剩的警报已经拉响。
远方的人遭受苦难的直接或间接源头，或许正是我们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但由于距离遥远，它们并不会引起道德上的共鸣，也不会像身边所见的苦难那样能够引发强烈的行动意愿。
迄今为止，在这些后来者的土地上，唯一快速发展繁荣的产业也许就是大量生产难民。
如今，社会问题越来越趋向于犯罪化。——吉鲁
狱墙，而非狱墙内发生的事情，”被视为这种机构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元素“。
非常明显，监狱的主要目的，或许也是唯一目的，不是暂时性处理”废弃人口“，而是对其进行终极的不可逆的处理。一旦被拒绝，永远被拒绝。对于假释或缓刑的囚犯来说，重返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重返监狱。
威胁必须被渲染上最邪恶的色彩，这样一来，无形的不可预测的威胁，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事件展现在惊惶失措的公众面前，当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认识到国家机关应对这些威胁的卓越能力、警惕性和良好意愿。
然而，向往秩序就是向往死亡，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不断破坏秩序的过程。或者换句话说：对秩序的渴望是一种堂皇的托辞，是强烈厌世的借口。
任何秩序都在不顾一切地把一致性、规律性和可预测性强加给人类世界，但人类倾向于多样化、反复无常、不可预测。
人类是”一种能够创造其他事物的存在，是变化的源泉，因此他们也不断改变自身“，人类的世界（除非是墓地）不可能是同一的、规律的、可预测的。
秩序和规范的概念，正是源于对于现状的不满以及想要积极改变现状的冲动。
秩序和规范旗帜鲜明地宣告，不是所有现在事物都可以被包含在这个公设的、正常运作的集合体中，也不是每个选择都被许可。秩序和规范的概念是对准社会现状的尖刀，传送的首先是分离、截断、切除、驱逐和排斥的意图。
因此被驱逐表现为社会性自杀的结果，而非社会性处决的结果。
有些人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出身”违背了秩序“。他们因为自己无法决定的一些特质而被驱逐，他们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像他们这样的人“不符合其他人的秩序观。
无论它的动力是什么，这种冲动只是化为全力”他律“（heterono-mous），剥夺那些不知道正确使用自己力量的人力量，千方百计使他们屈从于他们逃避、反抗的”超越个人的制度“。
当某种特定的人存于世的模式被提升到规范的地位，其他的选项就会被降格到低于标准或不正常的范畴。穷人正是这种”不合适“和”不正常“的典型和原型。
每个社会都根据自己特定的秩序和规范模式，塑造出不同的穷人形象，对穷人的存在作出不同的解释，为他们找到不同的价值，并制定不同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战略。
一个依靠来世寻求尘世生活的意义的社会，如果没有穷人的存在，就需要另外寻找一种救赎的手段。
这确实是一个恶性循环：穷人反抗他们遭受的苦难导致叛乱和革命，穷人妥协于他们悲惨的命运遏制和阻碍工业企业的进步。强迫穷人在工厂长期劳作似乎是解决这种循环的一种有效方法。
把枯燥无味的工作提到崇高的道德责任，或者能够让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甘之如饴，并迎合那些提供工作的人的道德良知。
”置穷人于工作“是”人对上帝的责任“这则观念迂回地暗示了，把穷人限制在贫穷状态是一种道德要求。
用阿瑟·杨格（Arthur Young）的话说，”只要不是白痴，所有人都知道底层阶级必须保持贫穷，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勤奋“。
然而，问题在于，曾经用于把握和阐述工业时代初期现实的哲学，已经迷失在工业时代末期的现实之中。这种哲学曾致力于建立新秩序，却慢慢地变成了烟幕，掩盖了穷人前所未有的新困境。把穷人塑造成”劳动力后备军“的工作伦理，在诞生时是一种启示，在死后却变成了一种掩饰。
今天的穷人是”非消费者“，而非”失业者“。他们首先被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没有履行最重要的社会责任——积极有效地购买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他们是一项糟糕的投资，永远不可能收回成本，更不用说带来收益。
对穷人应该零容忍，没有他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没有人需要他们，所以他们最好不存在。他们可以被无情地抛弃，没有人会因此懊悔或内疚。
这种细微的差别很重要，就像昔日一个好的印第安人是一个死的印第安人那样，今天”好的穷人“是隐形的穷人，他们不造成负担，没有任何要求。简而言之，就像不存在一样。——卢克·华康德
把穷人驱逐出街头的同时，还可以把他们驱逐出整个人类社会，驱逐出道德责任的世界。
阿兰·芬基尔克劳特（Alain Finkielkrant）在他最近的著作中提醒我们，当道德老师被彻底压制，同情心消亡，道德的障碍被拆除时，可能会发生什么？
一旦道德共同体的消亡与解决棘手问题的先进技术相结合，”你的生存机会几乎为零“。解决麻烦的理性方案，辅之以道德上的冷漠，造就一件爆发性混合物。很多人会死于这场爆炸，而最醒目的牺牲品是躲过这场劫难的幸存者的人性。
现在和过去一样，选择权在我们手中。
质疑自己是可行的，事实上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规划都建立于主观之上，并且注定只能是主观的。既然是主观的，它们当然可以被其他规划取代，只要这种替换有足够的说服力。
一旦忘记这点，我们就不再追问那些推动社会不断前进的问题。比如：”一切都以有效性优先，但对谁有效？基于什么？目的是什么？经济增长是实现了，但这是什么的增长？为谁而增长？付出了什么代价？达到了什么目的？
当所有依靠选举的政治力量都在奔向相反的方向，把疾病的症状看作康复的迹象，把疾病的原因看作良药，这些建议不可能引起任何关注。
梅利莎·本（Melissa Benn）最近指出：“当男性政治家谈论工作时，他们指的总是有偿工作。”
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他们把自己的事业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让女人去从事其他所有必需的生活家务。由于这些工作看不到经济收益，所以就不再被看作是工作。
工艺伦理将恢复人类本能的尊严，恢复社会公认的意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且根深蒂固的工作伦理却否认了这种尊严和意义。
我们不是第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需要选择走向何方。首先，至关重要但并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需要认识到我们身处十字路口，认识到有多个选择都可以通向未来，认识到前行的路上或许随时需要紧急转换方向。
德鲁瓦的结论是：“我们的时代并未阻止乌托邦的脚步，反而为其回归做好了准备。我们越是复述政治没有梦想的空间，就越是渴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群体自愿的返璞归真，正成为群体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替代。